12.09.2014

所有寫下的,都是未被完成的潛台詞 (《誓.逝》的平行寫作 )

▍吳牧青

「誒,你有沒有想過,我們到這個世界當一個『人』,其實就是要來完成一場表演?」
電車剛好經過這座城市最著名的地下交通系統「麻花隧道」,那軌道上行下潛左彎右拐的蹤跡和迫進中的輪軸鋼圈,滋滋嘎嘎地發出牙醫診所儀器接上擴大機的聲音。面向車門的婦人把扶在拉桿的手就近摀住了耳朵,再把拎著提袋的另一隻手舉起握住吊環,讓上臂緊貼著臉際,在某一個瞬間裡彷彿可以從她的臉上瞥見一抹安全感。

對話的這頭,同時聽著麻花隧道的聲響和女伴問話聲,指尖熟練而俐落滑動著手上那只窗景,在婦人片刻寧靜流露出安全感的瞬間,男人臉上無波而寧靜的空氣裡依序出現了逗號、刪節號、句號、問號,再回到刪節號。外面的空氣短暫打開了心裡的真空,「嗯……,去年輔修戲劇系的一堂課有講到,這叫方法演技,俄羅斯的著名戲劇理論家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提出,是一種觀察生活現實和體驗生活的行為方法。」

在他說出發語詞之前的千分之一秒,他曾經認真地想過是不是要用「嗯嗯」,至少平常與大多數朋友對話都是這麼說…寫的。在那團片刻開啟的空氣和混雜金屬味的聲波,又有幾秒鐘想著是否繼續思考口語對白的語言,究竟是用寫出來的,還是說出來的,那些字眼是從嘴邊回到指尖,還是相反?隧道聲波慢慢淡出,在這個每天要經過至少兩次像個宇宙蟲洞的地方,令人意外的是它沒有傳說,曾有段時間這座城市充斥著各種故事,比方說幽靈船會停靠的地點,其中某處在台灣第一家麥當勞旁的路口。

忘了說明的是,這座城市在某個時節明訂了法律,禁止殺人的電玩遊戲和發表幽暗恐懼情節故事,違反者將處以六千四百八十個小時的勞動徒刑。這項法令在立法提案初期曾經遭受青年玩家們和藝文界大力的躂伐,後來在市民欠缺安全感的巨大民意之下與人權團體的談判妥協後,達成了這個「兼顧民主法治和人權進步」的執法章程。

服役者將會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裡的首班列車到末班車,反覆地在電車車廂之間行走,每日睜開眼就被戒護到指定的電車路線端點上車,迄至目前已有六百三十二位更生人完成服役,還有十七位服刑者仍在役期中。他們每天像是個勤勞的秒針,行走在同一條電車路線,日出而作日落不息。

服刑者六四一是這個法案下通過的第二位服役者,正走在這條麻花隧道的電車路線上,這是他第十五次違反這個法令,六四一則是他這個刑期的番號。

「您好,歡迎搭乘捷運四號線,本列車終點站為樂生站,在電車上禁止吸菸、飲食、嚼食口香糖或檳榔。在此捷運公司向您貼心叮嚀,在勞動役更生人於行走途中,請勿拍照、錄影和錄音,至終點站全程六十五分鐘,若有如廁需要請至各站出口使用,謝謝。」電車廣播器播送日以如常的注意事項,過了麻花隧道後經過了另一個大彎,六四一心無掛念地走過一節又一節的車廂,乘客們多半早就不以為意,如同剛才那段行禮如儀的廣播須知,偶有孩提或學步時期的小朋友,會睜著他們的大眼睛,向這位路人行注目禮。在這個安逸的空間裡,空調和味道都像是在美術館和劇院廳,除卻那些心事重重和疲憊的乘客,市民形容那是一種幸福的氣氛。

車廂上所有人都是乘客,他們方向感明確,有目的地來,有目標而離去。而六四一,他是這裡唯一的路人。

六四一走過的車廂,往往清掃不到甚麼東西,在這座全球最乾淨的地下通道,掉落的頭髮幾乎是地下鐵清潔工在車廂打掃時的唯一目標。六四一每天十八小時的路人旅程,他會環顧白淨的地面,拾起一根根的髮絲。

關於六四一或是其他行走更生人的故事,這個城市不怎麼關心,小報雜誌的記者也沒有興趣。唯一在這個地下城市有他消息的,只有跟他同一條路線的幾個清潔工,和固定排末班車駕駛員知道。

據說他會一再地犯法和服役,是為了一個和他有結髮之誓的愛人,只知道那個愛人過去是位舞者,因故離開了這個城市,只曉得後來成為一位美髮師,至於美髮設計師這件事,其實那也只是六四一的猜想而已。他唯二的線索,是一封從其他城市寄來的頭髮,一次是他們最後一次見面,在離別前信手裁下耳際的鬢髮。

他又一次經過了這截車廂,剛面著車門掩耳的婦人早已不知去向,六四一走近了車門旁的地上撿起了一條彎彎長長的髮絲,在通透的燈光照射下呈現半透明的琥珀色。

「那你覺得是生活需要方法,還是表演需要方法?」女人顯得相當用力思考著剛剛男人那句話,才將對話又進行下去,男人整理了有點昏沉的眼神並停止了指尖的移動,他指了指在門邊揀起頭髮的六四一,信口了說︰「我覺得他就生活在方法裡,他做的事就是一種表演。」

「討厭!敷衍我……。那這樣,我們每天設定一個方法,然後按照這種方法來做,你看看這樣還學以致用咧,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兩人從沉重的思考抽離出來,看似打鬧又認真地討論下去,「第一天,方法一……」女人嘰嘰喳喳向男人說了好多個提案,記不得了。

只知道他們寫下了許多文字,還有在他們離開車廂後,六四一的口袋裡也有他們的頭髮。



(按: 服刑者六四一是來自於《誓.逝》展演計畫的客席表演者劉守曜的諧音,他在12月展期的每一天下午都會在北師美術館展場內進行一個時辰的行走。 )

4.21.2014

「文本.本事」 策展論述

「文本.本事」  策展論述 
curatorial essay 

文本—事—我本是—我本事—文本—我


文 ∥ 吳牧青
                                                           
    就我們對過去的體驗而言,界線並不在當下印象與記憶之間,而在後者的兩種不同形式之間︰滯留與回憶。唯有已被呈現之物經由印象、滯留和前攝,能透過類似回憶的行為予以再現。既然對滯留界域沒有先天規限,我們甚至可以追問︰忘記是怎樣發生的。流動的其實不是時間模式自身的過去/現在/未來,而是對這些模式的意識。

—  伯恩鮑姆 (Daniel Birnbaum)


時間意識的向度

我一向對各種作者論有相當程度的興趣與關注,無論是外在而顯的作者身份、形式、介面或與機構和群體之間的關係,或是向內挖掘的作者意識、潛意識與時間向度的覺知。於是,初讀伯恩鮑姆的《年代學》(Chronology)對於主體意識時間感的談論經緯軸線鋪陳,也勾起我對於作者論向自身觀念群的壓縮或膨脹,後遺或消散產生了持續質問的好奇。就以普遍被認同的時間理性所宰制的邏輯思考,諸如我們自問或追問他人關於種種的「與現在或過去事實相反的假設」是否真如其所示的無稽之論?那種時態分析透過語言方法而規格化成為文明人的文法腦袋,或許有可能過度壓抑了我們想像的時間,以及透過時間的想像如何回到自我的認定。

也如同《年代學》在刻劃任何的主體意識在「持續變成他者」而擴張質問「今天我是誰?」或「今天誰又是我」的第四人稱單數的交談模式,不禁令人想起群體意識代詞的「我們」和「大家」也有可能是值於第四人稱單數的對話構成,也就是那種被迫採用所有人的中立姿態,掩蓋了主體意識和提供了合理的逃脫原因,關於主體即為作者的任何可能 — 「作品就是這樣的運作,理論化無外乎顯現這些觀念並緊跟牽涉其中的主體化路線及模式。一件作品到另一件作品,一種排列到另一種排列,我本是—我確是—他者。有時,『我』不是一,而是多。」(註1)

或者當梅洛龐蒂(Merleau-Ponty)將時間觀轉向自身描繪的主體內在性,那作為我們(是的,我不禁又慣性用起了第四人稱單數的交談)可以設下的檢視切面,又可以從何處著手呢?在一切凡以主題領綱才能稱作為議題的當代藝術範疇,若我們以主題來分類,它又閹割了哪些超驗行為下的主觀真實呢?於是我想起用作品的共通語言—文本,來討論這樣的問題。繼之,我加入了本自於一種古老傳統作品介面名詞的本事,一併向各類型的作者拋出問題。


文本,本事

文本、本事,兩個藝術文化工作者再熟悉習用的日常思考辭彙,近於不遺解釋的認知。若設想視覺展覽的通常狀態,在展覽當中所陳列的可見與敘事相對於觀者形成一種近似懸置但迫待解釋(彷彿是觀者最重要任務)的一種文本,兩種詮釋位置所造成的落差形成藝術場景相當耐人尋味的特色,某種程度上,作者的「靈光」(aura)亦藉由這種詮釋的落差與共謀理解的企圖所發生。

藉由此次展覽計畫,我們想透過展覽與作品設置的一些規則性手段,提出一些假設性的提問︰

(1)    文本和本事在展覽機制中代換為「動詞」呈現的可能︰以此強調「動詞」除了強調展覽機制原先對於作品的中介性的特質之外,也作為一種解構或再探索,存在於文本與作品間「迴返」的意圖。(若文本和本事成為形成創作的某種先設要件,然後形成作品,則此展覽意圖從作品迴返為文本和本事的狀態)也同時提問,再作品化的文本,讓原作品成為迴返結果的一種「再文本化/再本事化」。

(2)    對舊文本透過作品「臨摹」事件或歷史現場的機會︰最初對臨摹的定義來自中國書畫的傳統,一般臨摹的想像是缺乏的,也可解釋為藝者對於經典前作的習作或是作品再現,而這種自我臨摹的狀態則是針對當初作品化之繼未曾被(作者)具象化的一種行動,也就是說,作者將針對事件或歷史現場進行再一次的「臨摹」,這樣的臨摹狀態是否有平行於詮釋行為裡的轉化可能,抑或成為作品聖像化的一種破壞與顛覆?

(3)    重回作者(藝術家)詮釋再現的權力場域︰台灣現代詩人兼文學批評家丁威仁曾針對國內現代詩的創作生態進行消費結構式的深入討論(註2),且讓其批評作為一種交互於藝壇的參照,作用在藝術家身上的權力場域作用︰「當文本轉化為藝術品時,就必須通過被消費(投件徵選、展演平台或買賣收藏),然後被觀看(但絕非必然被閱讀),而藝術品除非透過被閱讀,否則就很難再次與其作者有密切的連結,被還原為第一層次的文本,所以可以想見,作為第一層次的文本,和作為第二層次的藝術品(這裡並非有價值判斷),它們的權力場域亦有所不同。」(這段文字經由(註2)的段落摘出後再將詞彙轉移至藝術界的場域,而改編為如上所述)丁威仁對於作品的詮釋固然建立在消費結構的前提,但如此對於文本的詮釋空間分為兩種層次,亦與此次展覽機制的動機有相當疊合的關係。

(4)    超越性的文本/超文本︰請讓我試圖用電腦語言發展史來詮釋︰「萬尼瓦爾•布希(Vannevar Bush)1930年代提出一種叫做Mem-ex(memory extender,儲存擴充器)的設計構想,預言文字的一種非線性結構,這影響了後來超文本系統的誕生。而超文本系統提供複雜形式(超文本)的解釋軟體系統,包括文字,影像,超連結—一種文字間的跳轉供予某個主題(關鍵詞)的相關內容。」電腦超文本式的語言系統深深涉入當代數位化生活的同時,關於文本的想像到作品化的轉化,有多少是受到這種超文本系統的影響?關於藝術家對於現世、心境、歷史、文化與政治,這之間的心智模式可曾有過何種關係的自我探索,再加以自我分析(或不可能)?


(後)本事
(Post-) Synopsis    (This, ability (of), Original Story)

關於「本事」,漢語辭典的字義出現了「原物」、「農業」、「原事,舊事」、「本領,能耐」、「作用,功用」、「詩歌、戲劇、小說等文學作品所依據的故事的情節或原委」,作為一種最接近作品形式的產出,則為台灣現代電影史曾活躍存在於1950年代至1990年之間的物件,戲院入場前提供觀眾看電影前的劇情綱要大義,從當代電影極速商業傳播化之後,取而代之的是「預告片」(trailer)而沿用至今。至於同義詞在戲劇、舞蹈、音樂的呈現則為「節目單」,於視覺藝術的場域相可比擬的則約莫為展覽DM、摺頁與畫冊。在質與量上,呈兩極化的發展,輕而薄小有如廣告傳單,重而宏大則有如創作者在該一作品時期的一種「斷代史」(相對於『編年史』(chronicle)作為每一個斷代史的簡歷名片(CV))。

本事固然指向一種「原物性」,及其應用至創作物(作品)的前端成為某種作品的前提或是宣告,原物性在此和原創性即行拉出兩個層次,此時的本事成為在創作本格的前方而離開了原創性,而本事樹立在作品的遙遠前方。某些作者會朦朧化本事在原物的具象性,以便讓作品的抽象或轉化形成一種較難以逆料的意象或形象,並可能形成多種詮釋或感知的可能性。(在此可銜接上羅蘭.巴特的結構主義一如零度寫作和作者已死的結構詮釋論)

本事作為一套作品學的研究,中國古代樂府詩有之,其中的本事研究也曾被作為本事作為用典和作為意象的兩種價值論,在本事的大量消費商品化(同理藝術品的狀態也不遑多讓)的當代,如何透過本事和文本的設置機制,解析出作者時間意識下而尋求作者群/作品群/觀念群的現象觀點分析可作為辯証作者論的理解角度,則是我所關心的題旨。


(註1)伯恩鮑姆 (Daniel Birnbaum),〈今天,誰是我?〉,《年代學》,金城出版社,2012

(註2)丁威仁(1997),〈消費文化結構中的台灣現代詩現象觀察〉,《創世紀詩雜誌》112期。若將其分析對象由現代詩人轉為藝術家,許多狀態依然適用,藝術家、文本、藝術中介者(美術館、畫廊、非營利機構)、行銷、讀者(觀眾與收藏家)、藝壇等六個面向的權力場域。

3.27.2014

「新無殼蝸牛」時代運動

寫在反服貿運動323群眾突襲行政院的前一天,
這篇投稿於時事的客觀態勢下,宛若失效,
但到今天,我仍然覺得與其和野百合運動去做時代比較,
不如說是和無殼蝸牛運動有更深刻的關係,詳見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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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無殼蝸牛」時代運動

文/吳牧青

25年前的8月26日,「無住屋者團結組織」發起萬人公民運動,在當時最高地價的忠孝東路頂好商圈以「倚天為幕、以地為蓆」的方式露宿精華大道上通宵達旦抗議;25年後,在政府無能處理連串的社會爭議(大埔案、媒體壟斷、洪仲丘案、種種弊案)之後,在反服貿黑箱立法的運動中再集結成另一次餐風露宿的公民運動。

25年前,人們為了買不起房而運動;25年後,人們早已放棄了買得起房地產而運動,今天退到了另一個生存的死角—為了保住精神意義的殼而鬥的運動。25年前,經濟自由派政策尚給予人民一些階級翻身的夢想;25年後,不但僅存的住殼隨時會朝不保夕,拆你家的政府還堂而皇之地告訴你︰解決22K低薪的解藥在對岸,你的夢想不應該在這塊土地上。

政府荒庸地雙手一攤,瞬間被看破手腳,人民並不是吃不了苦,更不是忍受不了高失業率和低薪,而是溫順老實的人民謹守國家秩序多年後,統治者聳聳肩如同不負責任的父權家庭說要換掉「生母」(台灣)改娶「後母」(中國)這家才有未來。

這幾個夜晚,許多面孔未脫稚氣的學生,在兩條不過十來米寬的街道維持萬人群眾進出動線的高度秩序,夜深了便蓋著棉被露天到天明。有學運世代出身的學者李明璁與何東洪批評這次運動「彷彿秩序黨般的溫馨集會」、「不應該回到溫良恭儉讓」,誠然學運世代曾一度創造了24年前的學運想像,這段不該被抹殺,但他們可能忘記了,從去年公民1985行動聯盟發動「萬人送仲丘」,即已開啟了另一種世代類型的社會運動,反過來更該思考,解嚴後的社運和學運世代(1960年代出生者)已經漸漸在新一代的社會動員中失效,這中間包括公民行動的形式、社會運動的想像,因為,當你嫌他們的身體太過溫馴、有序的時候,也反映他們學齡期十多年來的社會溫床,給予他們種種社會的定義,這些都是已陸續接班為社會中堅的學運世代所難以推辭的。

即使文明告訴我們不該忘卻歷史,但實不應拿著自己世代的標準去衡量現今這批有能動員主力的人們應該如何作為。這批青年主力,他們甚至多半出生在解嚴之後、沒親眼瞧見六四天安門和野百合運動的新聞,學齡時期,迎接他們的是寬頻網路、web2.0時代,總統直選是他們懂事以來就有的記憶、民進黨從他們小學時就在執政…等,時代的前一次變化他們未能親身參與,但眼前的另一個時代劇變讓他們需要站出來。

25年前,參與無殼蝸牛運動抗爭的群眾,是一群對成為中產階級抱持夢想的青壯年,25年後,現在看來溫馴有序的青年又為何站出來?房價飆高已成遙不可及的天方夜譚,今天的他們所捍衛的運動,是對生存權與自主權的精神意義和象徵意義的「殼」都行將失去的行動。

原曲改編自電影《悲慘世界》主題曲的《你敢有聽著咱的歌》,從去年的洪仲丘遊行到今年的立院反服貿,已成為新一代運動之歌,它的由來是好萊塢的《悲慘世界》,不是百老匯音樂劇的《悲慘世界》,更不是雨果的小說《孤星淚》,新世代的觀點既是來自消費世界,卻也是他們的時代運動。

這場運動能讓25年來有權影響這群年輕人的,看到他們為他們做了什麼,教給他們什麼,或許,只教了守秩序。但是今天,這群守秩序至上的年輕人們,卻提前願意上街搭建起井然有序的難民營,那已經是至高的反叛意味。他們離1990的學運世代歷史現場相當遙遠,但他們也正以新型態的運動方法寫下歷史。

(2014. 03. 22)

寫給《破》— 封底故事

小倩 Lara Lin上週末捎來短訊,問我要不要寫一篇破的停刊稿,
我事情就算堆了一堆壓得滿頭包,也明瞭八成這篇稿子是刊不出,
但我不是參與告別式或祭典的,如果你們也相信有一種關係是不以時間序列而展開的話。
沒人有必要在意,哪一個人在正史被淹沒了,又或哪個人在史冊被封殺到底,
關於利害關係與情仇和面子之外,總會有人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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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牧青

如果說封面故事是歷來《破》記者的狂喜與夢魘,這時候需要為它加上的不是告別或訃聞,而是為它穿上溫柔的封底,說一些名不見經傳的故事。

我第一次看見《破》是在某家我已經忘記名字的書店,當時只覺得這刊物很有勇氣,幾張大紙就要賣90元,再次看到它是在某間店的門口,竟然不用錢。我第一次聽見《破》在我身旁被公開討論是1999年選修工管系朱文儀的企業政策課堂上,講到某個品牌為案例,只記得她說了一句「這個牌子大概只有在破報廣告上面會出現吧?」講完眾人哈哈大笑,我只意外《破》在普遍市儈的管理學院竟然還那麼多人知道。第一位親眼碰見的破報人是在溫州街正在徵室友的花姓執編,我只記得她家樣子很迷幻。我在《破》的第一篇稿子是樂評,評陳綺貞《華麗的冒險》給了負評,招受到大量粉絲的留言抨擊。

我在《破》的時光僥倖地停在菸害防治法上路之前,心想電影70年代裡東西方報社場景中夾著煙霧彈指於打字機鍵盤間的畫面竟然還出現在我身為21世紀不浪漫青年的身上。期間,我們曾短暫配合總編的鼻腔開刀而禁菸,吞食著能讓一杯白開水都像是喝菸灰水的恐怖滋味。《破》的記者不用打卡上班,我進辦公室的時間很平均分佈在24小時裡的任一時段。有一陣子,先是沉迷在世足賽和勝利足球裡,接著為wii上市後的改機遊戲讓會議桌變成遊戲場,又有時,它上面堆滿著滷味、披薩和啤酒,又有時,我讓地板都為之振動的音響喇叭會讓坐在我後頭的Rebecca小姐抓狂,雖然我已經試圖放一些她比較可能喜歡的音樂。我試著想起在報社裡第一次放音樂是什麼狀況,對了,是剛進《破》沒多久,要寫戰鬥舞(台客舞)席捲台客舞廳作為400期的封面故事,那時開始有台南的廟會穿著三太子的廟會跳戰鬥舞,我放起了羅百吉的《fire》叫郭安家和我一起在報社裡跳排舞。

我到《破》之前做過很多奇奇怪怪的工作,但當一個《破》的記者顯然奇怪的程度超乎過往。我記得我可能是發名片發得最快的一位《破》記者,兩三年下來至少發出超過八盒的名片,不同圈子的反應是全然兩截的表情,越主流的對象會不知道你是打哪來的刊物,越地下的圈子,有些人張大嘴或誇張膜拜的樣子甚至會讓人誤以為《破》真有機會成為一個異教組織。

回憶在此時顯得廉價輕薄,如同《破》的封面可以賣給廣告,也移動不了它睥睨世態的傲氣姿態,沒有人有必要認識它,但它可以為這世界的任何價值發動戰鬥,如同那些看來無序混亂未曾在紙上亮相的故事。還會有人高舉「下一個世代的聲音」為標語嗎?我不知道,但我現在只想到Virginia Woolf的一句話︰我不相信時光會老去,人們終究只是隨著想像時間一直改變面向太陽的位置而已。

12.17.2013

策展提案塚 (?) — 雪紅 (Blood in the Snow)

這個策展提案有個初稿原先已在網誌上登出,在經歷今年夏秋之間的劇變,
本來要放棄了,在10月份又提起勇氣,增添一些觀點,
也取得和上海新時線媒體藝術中心 (Chronus Art Center)的合作同意,
但應該今年的策展專案真的是競爭太激烈了,
連續第二年兵敗國藝會策展專案。

先恭喜這五位策展人
http://www.ncafroc.org.tw/news_show.asp?tp=1&id=2316

策展人展覽的提案比藝術家作品的提案更殘酷的是,有時只要錯過那個可能的時空對象與際遇,它就真的難以發生了,無論你有多堅持,多麼想實踐某個計劃。

以下是這次提案的內容,也請各方不吝提供建議。


  駐地研究主題 
雪紅  Blood in the Snow

研究主題.初步構想

文︰吳牧青

謝雪紅(b.1901-1970),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創始黨員,二二八事件台中「二七部隊」反抗領導人,戰後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參與創建「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擔任主席,晚年則在文化大革命的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1970年被迫害而死。1980年代中共為其做出了部份的平反,追認其貢獻。

2000年台灣的公視紀錄片《世紀女性,台灣第一》系列《台灣第一位女革命家:謝雪紅》對她的評價為︰

「謝雪紅的出身決定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仰,加上日本對台灣之暴虐殖民,身為女性的她,深感於父權與殖民者之雙重迫害。第一次中國之行,開展眼界,置身中國最動盪的時代,革命情懷大受激勵。莫斯科大學造就她成為真正的共產黨員,憑著天生的領導才能,成立台共。武裝部隊與國軍部隊抗爭,顯現其非凡的氣魄,在在不讓鬚眉,足為女性爭自由的典範。下半生長住中國大陸地區,但仍心念家鄉,爭取台灣人民之權益。」

在謝雪紅於中國共產黨的台灣幹部領導階級轉為反右運動批鬥中的那一年,1958。台灣知名企業人士王永慶與二房么女誕生,名為王雪紅。(b.1958-)王永慶曾私下表示,自己早年非常欣賞謝雪紅,因此而為自己女兒命名。實際上,謝雪紅非其出生之原名,她是生於彰化的客家籍童養媳,本名謝阿女,在受西式教育、接受革命訓練後,以戰士在雪地上鮮血的象徵改名為「雪紅」()

王雪紅則在台灣這頭首富等級的台塑企業集團的庇蔭下,先後成立了威盛電子和宏達電子公司擔任董事長,兩家上市公司先後登上了台灣證券市場的「股王」寶座,王雪紅也因為近年智慧型手機品牌hTC,在2011年成為「台灣第一位女性首富」。她的影響力在近年與日俱增,2012年台灣大選前夕,王雪紅開記者會表態支持國民黨提出的「九二共識」論點,成為影響選舉結果的重大事件之一。

另外在王氏企業家族,這個被視為經營之神讓台灣走向絕對的工廠致富之線的王家裡,不單單是雪紅這個一名字與二戰時期台灣歷史命運的變化有所牽繫,王雪紅的二姊夫—亦是大眾電腦總經理簡明仁,他正是自日治時期起以至於二二八事變起義之間最重要的農民運動領袖之子(台灣農村組合的簡吉),他父親簡吉作為謝雪紅在台灣共產黨組軍時最重要的幹部與盟友,在二二八之後和謝雪紅分地起義造反,然而簡吉不幸被捕,四年後,時序進入國民黨政府偏安至台灣時期,在台北馬場町(今青年公園外側河濱)被槍決。簡明仁自幼無法認識自己的父親真正的面貌與事業,家人噤聲莫敢多言,直至簡明仁留美認識王雪紅二姐王雪齡再返台成為企業家之後,藉由政治風氣開放後的環境,再憑藉著社經地位而成的努力,他逐漸認識自己父親的樣貌。或許他也會有那麼一絲驚異︰如今他又與另一個名為「雪紅」的女人在企業傢族裡一同併肩作戰,只是為的理念是那麼地不同。

以歷史人物為命名的習性是一種重要習俗,此展出計劃無意以「純粹的」唯名論看待這兩位同名為雪紅的現代人物,兩位身平相距半百,卻極能表述出百年來台灣歷史版圖和政治意識的變遷。

如果說,謝雪紅在一個世紀前,用基進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共產主義前進了中國,王雪紅在一個世紀後,則運用了當代全球化企業的新自由主義前進了也轉向傾倒於資本社會的中國。年輕的王永慶傾慕俠義性格的謝雪紅,他日後成為台灣最大的幾間企業集團、人人口中的「經營之神」,以雪紅為名的女兒,成為21世紀兩岸華人政治經濟社會中最動見觀瞻的人物。

兩姓氏不禁讓我想起唐代詩人劉禹錫《烏衣巷》中的︰「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封建社會的改朝換代,在歷史中的洪流,又何曾有人用更大的跨徑重新看待歷史呢?

本展覽概念預計請兩岸當代藝術家就這樣的觀點,提出可能的作品計劃,並蒐羅其各種正、反、迴避或無回應的答覆,希望台灣這個難以在看見雪中血痕的土地,在這個命題下能洞見一絲迥異於史學家或政治認同包袱下的新藝術轉譯視野。

參考資料註記:

(1)   謝雪紅在《我的半生記》中如此說道:「看了革命戰士們的鮮血灑在滿地的雪上,我知道這就是革命,革命就必定要流血,要革命就會有人犧牲。看那灑在雪上的戰士鮮紅的血,對這個印象我決意不要忘記它,於是,我就決意把『雪紅』兩個自作為自己的名字,又到青島一家印刻店刻一『謝氏雪紅』的私章。

(2)    台灣史評家陳芳明所著《謝雪紅評傳》對謝氏的評價︰「她同時承受了男性沙文主義、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以及中華沙文主義的壓迫。」「謝雪紅雖然是由上海出發,但她並不隸屬於中共。當時的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但因沒有共產黨組織,她也不隸屬於日本共產黨。因此,可以推測的是,她的赴俄任務顯然是為了解決在台灣成立共產黨組織的問題。」「謝雪紅雖然是由上海出發,但她並不隸屬於中共。當時的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但因沒有共產黨組織,她也不隸屬於日本共產黨。因此,可以推測的是,她的赴俄任務顯然是為了解決在台灣成立共產黨組織的問題。」「在台灣時,她只知道自己的痛苦;到日本後,她了解台灣的痛苦;到上海後,她進一步了解中國的痛苦;直到進入莫斯科後,她更深入了解全世界的痛苦。有這樣的世界觀,她才能夠掌握台灣解放運動的發展重心。經過這場洗禮,一位女性的台灣革命者終告誕生。」誠然如此,猶如過往「陳芳明vs.陳映真」的論戰路線,這樣的解讀在不同出發點的視野所給予的評價分析,是不太相同的。


   Curatorial Project – English Introduction  ( in brief )

The curatorial project title is "雪紅" as english named as "Bloods in the Snow",
I try to propose a reinterpret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history point of view in the latest century, which could be origin by nominalism but much more than just nominalism.

As the title of "雪紅"who are two most important person character , one is Hsieh Hsueh-hung(謝雪紅), and the other one is Wang Hsueh-hung (Cher Wang).(王雪紅)

Hsieh Hsueh-hung(謝雪紅) was the founder of  Taiwanese Communist Party (台灣共產黨),an early Taiwanese feminist and revolutionary leader who co-founded the Taiwanese Communist Party under Japanese rule.

Cher Wang Wang Hsueh-hung,王雪紅)is a Taiwanese entrepreneur of HTC Corporationwhich manufactured one out of every six smartphones sold in the United Statesand integrated chipset maker VIA Technologies, she has been called the pride of Taiwan and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and successful women in technology. In May 2011, Forbes ranked her with husband Wen Chi Chen as the wealthiest person in Taiwan, with a net worth of US$8.8 billion.

It's an interesting thing that Cher Wang's born name in Chinese came from his father  Wang Yung-ching (王永慶) had ever admired the story of Hsieh Hsueh-hung.
Furthermore, Cher Wang's brother-in-law,  Ming-Jeh Chien(簡明仁), who are basically known as the CEO of First International Computer, Inc., besides, he is the son of Chien Ghi(簡吉), who is the leader of Taiwan Peasant Association (臺灣農民組合), and also as a very important close political ally and partnership of Hsieh Hsueh-hung and Taiwanese Communist Party.

it's a multiple dimensions of politic , economic and cultural factors thinking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about the new issue "雪紅". How can contemporary art world response to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in Taiwan and China ? I think it must be worthy to launch a curatorial research in this era to bring with art and cultural research tracking backward in history.

So I plan to reside in CAC (Chronus Art Center) to deploy a curatorial research for appropriate Chinese artists to join in the project and develop new artwork's proposal.


策展關照議題

個人策展理念︰
1)開發有趣的策展主題,重新回應與詮釋我們關注以及忽略的史觀。
2)於策展角色上擴充藝術創作的可能性,包含和藝術家之間的角色交織,及擴張非傳統或學院定義的「創作者」角色與策展可能產生的任何合作生產。
3)不僅對社會議題有所回應,也要同時對美學感知的新的可能進行回應。
4)不以當代藝術的流行形成為由,而逃避展演計畫本身固有的古典性與肌理。
5)與其在現代主義以降的媒材主義和形式主義上面打轉,策展應開拓出第二層或第三層關於文化現象、社會脈絡、政治經濟因素的軸線,重新構築當代藝術與當代社會的紋理詮釋與激發動能。 (可參考『複眼︰台北圖宰場』之策展論述)


關照議題列舉
    如果當代藝術對歷史重新建構「超譯」的尺度

由日本旅德哲學學者白取春彥所著之《超譯尼采》,其所呈現暢銷的文化現象,應有其更深一層值得探究的意義,如果尼采的哲學觀得以被跨文本而詮釋於當代文學之中,那麼在當代藝術的範疇應更有其可為的尺度擴展。「超譯」,是日本「學院出版」主持人天馬龍行所設計的翻譯法,其主要概念,就是把作者想要說的著眼點,用讀者容易讀的方式那樣自然地翻譯出來(註)。然則,若對當代藝術而言,創作與策展間之共通性,便能在此共通點上窺見其一二。

(註)「超訳とは、天馬龍行(アカデミー出版社長・益子のペンネーム)が考案した翻訳法で、作者が何を言おうとしているのかを主眼にして、読者が読みやすいよう自然に訳す、という概念の翻訳法である」

    超譯歷史的可能性

若以中國清末歷史重要政治人物李鴻章為例︰讓我們放眼北美洲各大華裔移民都會裡隨處可見的華人餐館”Chop Suey”,這個字有個正式的中文命名,喚作「李鴻章雜碎」,因為相傳19世紀李鴻章訪美時赴中餐館特愛點這道內臟下水菜,在美國人問起餐館主人這道菜名時,店家一時不知怎麼回,便說「雜碎」,於是這道菜名便以「李鴻章雜碎」(chop suey)而聲名遠播,這樁命名歷史公案可說比過去台北的殖民史中誤傳天母地名是因「聽嘸」(台語音譯)還要離奇,但究其故畢竟就帶有相當大的政治正確的歷史背景。然而,李鴻章此人,對於台灣或中國都有一種必要去重新「超譯李鴻章」進行另一層的歷史關係翻索。

“Chop Suey” 這道菜名將跟隨著李鴻章在歷史上形影不離,這樣的傷害恐怕比李鴻章的遺體在文化大革命被剝棺後將完整屍體遊街到屍骨分離還要慘烈,相當於以唯名論的手段進行「歷史上的永恆清算」。而偏偏,大中國主義者將中法、甲午戰爭割地越南台灣遼東的爛仗交到他一人頭上,台灣的獨派也常訛傳一句「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是李鴻章割地時來反諷大中國主義,於是這種歷史的永恆清算就在他身上成立了,我們很少看到在二元拉距的中國本位和台灣本位看見同時這麼兩面不討好的人物,一位延續中國幾千年「文人、科舉、官仕、利祿、出征」封建社會的典型大人物培養機制中,甚至在當朝是中興清流、被譽為「中國俾斯麥」的官匠。若超譯李鴻章,他可能是台灣獨立運動火花的原點,他可能是東南亞民族國家興起的早期間接參與者,解構近代中國的第一人;如果超譯李鴻章,會發覺他實足代指某種偏安文化的台灣性,若沒有他的幾棟上海租界區洋樓,搖不出張愛玲這位影響台灣現代文壇的重要人物,也透析不到華人對第一世界既自卑又仰慕的文化伏流。

關照議題、策展研究興趣與本次駐地研究計畫主題之關係

若以關鍵字分析思索,本計畫有下列重要參照與操作型定義(operational definition)之連結關係︰

A)唯名論 nominalism)、唯實論(realism)與普遍命題問題(problem of universals

若此次以「雪紅」為策展駐地研究計畫主題,是由「台灣–中國」在當前回溯一個世紀內(1917 - 2015)史實中極為(甚至稱之為『最』亦不為過)重要的兩位同名之女性人物,那麼其所探觸的底限,將可以打破僅是將兩位以人物列傳的方式進行跨文本的討論。而這樣的討論,非但就歷史的觀點有機會重新建構詮釋,乃對於兩岸近現代以至於當代所層層纏繞的殖民史實、政治經濟思維、文化變遷的關係,得以出現另外的理解可能。並且,以「雪紅」為出發點,將探究到切身於台灣與中國歷史與文化之間的哲學基本命題之爭——唯名論與唯實論者之間的「玫瑰問題」(註)。

(註)如普遍性命題的共相之爭,在玫瑰問題上便存在更為極端性的詮釋︰極端唯名論者認為,玫瑰有各式不同的顏色、外形與香味,因此,玫瑰這個共相概念,是不存在的,只是文字性的概念。不存在某種完美的玫瑰,只有各別的玫瑰,因為感官及思考,被歸納出玫瑰這個共相概念。

B)(台灣)女性的論述翻轉

謝雪紅出身於貧寒家庭轉寄於童養媳的身份,並於青年時代叛逃於霧峰望族林家之妾,轉變為赴日、赴上海、赴俄進習的知識青年與革命青年。王雪紅則身為台灣企業霸主之後,作為台塑集團王家家族中最有經營實力的企業主,2006年成為亞洲女性首富,乃至於2011年登上台灣首位女性列於富比世首富之名。承如「雪紅」於謝雪紅的後天之易名理由「革命列士在雪地裡的鮮血」,對照其名於王雪紅的先天賦予之名,雪紅這個字義上的陰性柔美,實則揭露著另一方強悍的面貌。

C)上海、台灣︰層疊的殖民史

謝雪紅1927年在上海租界地成立了建立「台灣共產黨」,其正式名稱是「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隨之,上海文化與國民黨於國共戰敗偏安來台的政局,又有另一層關係的連結。此後在近40年的冷戰時期結束,上海重新以台灣商業的首站城市。謝雪紅在國民黨政權轉進台灣後西進了中國,而半世紀後,王雪紅的巨型企業則又在中國政經態度變遷後也西進了中國。

D)(作為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百年史關係座標」

本計畫以2014年為起點進行策展計畫研究,至2016年為展演計畫的發表完成,其時間線索的最重要意義,在於1917年,為謝雪紅逃離童養媳寄養之身份,至工廠女工開始了她告別唯命是從的傳統女性宿命,翻轉進入一個歷史人物的初階軌道上。1917年,俄國發生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其中十月革命展開了共產主義的第一步實體政權,共產黨政權雖然在其二十世紀多數實體政權幾乎已面目全非之下,全面迎來資本主義的中國政權卻仍亟於維護此一象徵的正當性。此外,1917年,亦為王雪紅的父親王永慶之誕生年。是故1917年至2016年將是「雪紅」(作為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百年歷史座標」。


 駐地城市或機構與未來展覽之連結

承如本計畫書在前面「關照議題、策展研究興趣與本次駐地研究計畫主題之關係」所述及之(C)上海、台灣︰層疊的殖民史所描繪︰「謝雪紅1927年在上海租界地成立了建立「台灣共產黨」,其正式名稱是「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隨之,上海文化與國民黨於國共戰敗偏安來台的政局,又有另一層關係的連結。此後在近40年的冷戰時期結束,上海重新以台灣商業的首站城市。

上海作為本計畫項下的某個重要的樞鈕地帶,而進駐機構所在之「M50 創意園區」原址為上海春明粗紡廠舊址,是1930 年代時成立的紡織工廠,專事織布、染布,象徵租界年代下的工業化時期場域,也是目前上海市都會區最活絡的藝術聚落園區,相較於其他商業型文創進駐的工坊建築群街區,本區域同時表現著後工業地方性與當代藝術共生最完整與有機的生態關係,在此地駐紮,亦將有助於發展駐地策展與中國藝術社群連結關係與共同創作的可能性。


駐地機構中文簡介

CAC Chronus Art Center| 新時線媒體藝術中心
地址:中國上海市普陀區莫干山路5018號樓
電話:+86-21-52715789

CAC Chronus Art Center)— 新時線媒體藝術中心是中國大陸第一家專注於新媒體藝術的非盈利性藝術機構,位於中國上海市的M50文創園區內。駐留計畫旨在提供開放與國際化的平臺,培養與發現優秀的新興年輕藝術家,以新媒體(影像藝術,交互藝術)作為主要的媒介進行文化交流和溝通。

20135月,CAC正式成為荷蘭V2新媒體藝術中心“夏季駐留計畫-國際藝術家交流”(Summer Sessions)的長期合作機構之一。該計畫鼓勵並且支持起步的階段的新媒體藝術家,通過專業的藝術實踐,將理念轉化為現實,並有機會與全世界各地的年輕藝術家溝通學習。自09年啟動至今,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30位新媒體藝術家參與“夏季駐留計畫”,此外,合作機構陸續增加遍佈全球,包括上海、西班牙、加拿大、挪威等等。

目前,2013夏季駐留計畫已於7月正式啟動,由V2推薦的荷蘭藝術家約翰•蘭坎普進駐CAC,在上海開始為期兩個月的藝術創作。同時,由CAC推薦的上海年輕藝術家胡為一在V2進行駐留創作。他們均將於駐留結束之際進行成果展示。








12.16.2013

界線,與棄守 — 我看「台北機廠改作美術館與文創園區」之爭議


文︰吳牧青

近日,台鐵、交通部和台北市政府傳出要將台鐵原先最主要車輛維修與改裝基地(現已遷廠至桃園楊梅富岡基地),變更為美術館二館與文創園區的用地,該區域位置如下圖所示︰以市民大道五段、東興路和近日新設的松菸路,所包圍的梯形街區區塊,在北側隔著從立體化高架道路由西到東降為平面道路的市民大道五段與京華城、台北偶戲館一帶遙遙相對,南側則隔著一條市民大道高架道接往麥帥一/二橋通向環東大道與堤頂大道的交通幹道,東側的東興路,若常走過的人應該很明瞭,那是南松山、南港一帶通往南京東路、敦北民生商圈重要的幹道,嚴格來說,它除了介於捷運板南線和松山線兩條平行地鐵線的正中間,週圍的幾條幹道都將這個地塊隔成一個頗為尷尬的局面,以目前基隆路和市民大道、東興路的交通狀況,目前只能通行一半的松菸路夾在這幾條幹道的方向衝突上,反而是它最大的問題,更何況,當松菸巨蛋開始營運後,這個區塊南側的街區流通性都將會自顧不暇。所以,與其直接討論台北機廠的使用定位方向,不如先看看,在這樣的交通狀況,在這個區域,可以怎麼使用?我不認為在這樣的區位下,可以對周圍的住宅區或商業區進行什麼樣的炒作作用,唯一一塊稍有機會、日前傳出將要拆掉改建豪宅的京華城,中間隔著一條跟中華路一段一樣寬的70米道路,還包括一個從高架快速路向上下吞吐進出的匝道。



(況且,顯見的20年內,這區塊最多最多只會在西側的光復南路增加一條捷運中運量的南北線,而且設站區仍是與板南線/松山線交叉口,等同沒有直接影響)

至於,台北機廠之後要怎麼使用?對於政府計劃作為美術館和文創園區的消息一出,反對呼聲之迅速和串連,其實可以利用這個機會,重新反思一下我們怎麼理解藝文產業在都市資源的正當性?也同時可以想想,在敗壞政績頻出的今天,批判的集結是否有流於過度(傳統左翼的)政治正確之嫌?

在看下列我提出幾個觀念上的疑問之前,懇請大家反覆想想,在內心深處我們的思考存有多少「想當然爾是對的」狀況下的謬誤。

(1)詭異的批判界線︰反對的聲音一律將文創、美術館的開設視為一種都會區炒地皮的手段與資本主義的邪惡,誠然過去十年政府將華山、花蓮、台中、嘉義、台南、駁二等六大文創園區執行得荒腔走板,進行一種以文創之名行商店街之實的問題是要在歷史上記上一筆的,但是,尤其是藝術圈近期針對某些「恐懼被冠上共犯結構」的思慮,其實應該重新檢討,如果現今的「文創」是藝術界亟欲劃清界線的對象,何以藝術圈也開始默認了「美術館等於文創」這樣的假設?這不禁讓我懷疑,那你們(持反對意見的藝文界人士)目前所從事的領域是什麼?你們既不認同當前的文創也不認同美術館,同時又放棄了改造荒謬文創政策的可能性,那麼,「大家一起做社運」還真的有可能成為一種時尚的集體運動。

(2)什麼是文化資產保存? ︰所有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事物都可以引申為文化資產保存的標的,當我們回到這個案例上,如果台北機廠是一個文化資產保存的重要基地象徵,那麼只有當它成為僵固定義的「鐵道博物館」才是文化資產保存的操作方法嗎?讓我們把眼光轉到城區南邊新店溪畔的自來水博物館和自來水園區,請問,你們滿意自來水博物館的現況嗎?裡面充斥酒吧、水上樂園和邊緣化的博物館的園區,難道就不是現今文創園區荒誕的表徵嗎?說穿了,只差沒有給自來水園區一個「文創園區」之名而已。

(3)鐵道文化的展演場︰我也是半個業餘鐵道迷,對某些鐵道訊息定期關注,但我也不認為鐵道文化是鐵道迷專屬的文化,或是說我必須具有鐵道迷身份我才有某些批判的資格。首先,我很懷疑台灣文化對鐵道文化熱衷的程度,在95%的人都不知道台鐵是寬軌或窄軌系統甚或什麼是1435mm對上1067mm的軌道標準化,如果你是政府,在台北機廠全區保留為鐵道博物館,你會不會擔心它變成蚊子館,然後又被罵?再者,難道變成一座「純的」鐵道博物館,就是對鐵道文化資產最好的尊重?國外已經有相當多成功的案例,在此不再贅言,同時,如果讓美術館和鐵道文化資產並重,對於藝術界跨領域的學習和尊重,其實不失為一個很好的實踐機會。(如此看重鐵道文化,你們為何對新北投老車站重回北投不做更多思索?)更何況,全台灣還有多少有意義的鐵道文化資產等著被修復和優化。

(4)全區保留的「文化全屍(詮釋)」︰如果文化資產的政治正確,只是將曾經在歷史上的一段文化功能,在其死亡後原封不動地作為有如「標本化」的博物館,這種悼念式的博物館思維,我不認為這是博物館或文化資產的積極意義,它徒然作為一種只比完全拆毀好一點而已,頂多成為某種文化神社,一種退下任務的「塚」。

再試問︰這種政治正確,我們應該呼籲華山園區應該全區保留作為「酒業文化博物館」(愛酒人還更多),但這樣對嗎?也同時呼籲松菸園區應全區保留為「菸文化園區」,好嗎?過去是中山足球場的花博公園爭豔館,該不該為它正名設為「足球博物館」,世足賽又快到,好不好?未來,在民權東路的市立第一殯儀館要拆遷前,我們是否更應該秉持這種理念,要求將它全區保留作為「殯葬禮儀博物館」?

難道,要這麼做這麼呼籲,只為的是避免官商勾結炒房地產?只為了讓藝術文化鎖上一條不會和資本掛勾的貞操帶,好讓藝文工作者的社會意識繼續的正確?我請各位再好好思考。



延伸參考︰
第二個柯旗化─他的地方文化保存志業與「旗山奇」網站
(破報 404期封面故事,2006年4月)
http://bbs.ntpu.edu.tw/brdmost/P_CPH&1457


9.27.2013

未竟的策展論述(4)︰ 參與商︰一個人的維納斯 (Venus vs. Venus)

參與商︰一個人的維納斯 (Venus vs. Venus)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
  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
  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
  怡然問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乃未已,兒女羅酒漿。
  夜雨剪春韮,新炊間黃梁;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

  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

                                                           — 杜甫《贈衛八處士》

Text: 吳牧青

古代傳說中一對兄弟名叫參(音『蔘』)和商,相處不睦而兄弟鬩牆,天庭盛怒下令將他們拆散,把參放到冬季星座的參宿(獵戶座之中),把商放在夏季星座的心宿(天蝎座之中),令他們東西各居一方永不相會,後來人們對於久不相逢或相隔遙遠喻為「參與商」,如杜甫上列詩句之首:「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

然而,參和商是星球,並非星宿,肉眼看的單獨一顆星是星球,整組的才是星宿。於是,其實「參」和「商」其實指的是同一顆星,就是太白金星,現代便喚作金星。金星因爲比地球更靠近太陽,所以從地球上看去,只在清晨時份靠近地平線看到,或是過一段時間,當金星運行到地球的另一邊時,又在傍晚時才能在另一邊的地平線看到,古代人不知此因,所以以爲是兩顆不同的星,早晨看到的做參(或參星),黃昏看到的就叫商(或商星).又因金星若在一天的早晨看到時,便不會在傍晚出現,反之亦然。因爲這兩顆星(其實是同一顆)永遠不會同一時間出現在天空上,古人便以此喻爲永不相見的人了。


2013年8月,我結束了一段此生最刻骨的感情,和孫懿柔。我們曾一同改寫了歷史,我們用愛情給予的勇氣和彼此才慧的結合,以「美術館是平的」作品與行動對抗台北市立美術館的黑幕,台灣美術館史上最大的醜聞,即使在保守的藝術界評價生態中,有不少的人不以為然,認為它「不能算是夠格的作品」,也有人譏諷「怎能將公共事件作品化?」然而,讓沾染官商勾結的黑手廠商退出本將盤據北美館5年的特展特權檔期,讓黑手前局長下台,2011年夏天之後的北美館一樓展場,又怎樣會多出那麼多空間展出當代藝術?又怎麼會有「玩古喻今」、「真真」、「迫聲音」…等這樣的展覽?而我們連綿的官司已纏訟了近兩年,還看不到盡頭。

我曾以為這感情是無懼任何的摧毀的,然而如今,我只剩下孓然一人,我重新思考什麼是人和世界的關係,為什麼愛情作為一種幾乎是一個個體最初始的原力而卻常只被指涉為「小情小愛」?若那些對應予「公共,社會,民族,世界,宇宙…」的廣博情懷,那情與愛的出發點又為何?若「小情小愛」論調為真,那麼John Lennon和Yoko Ono又有什麼魅力去鼓吹反戰運動,去用他們的創作與魅力去改變點什麼?

於是我想起這首詩,一首我們在基礎教育課本都要背誦的詩,字句曾經離我如此的接近、意義又如此遙遠的1300多年前的文字,在我們就算已經推進到了有天文學進展的年代,我們卻如此失去信仰與想像力之間的光譜。參與商就是金星(Venus),西方星座論點的維納斯,掌管著審美觀與愛情,仍仰賴命運指引未知的現代人們,可曾真實地望向自己的金星?而不是靠著星座十二宮、紫微斗數、易卦之中的玄機告訴你什麼?

我想起妳曾經把我們的聖地–鼻頭角的望月坡照片用一個鏡像合併起來,在那裡,原本只能看到屬於金星的「參」,在妳的鏡像中,卻可以看得到金星的「商」,我們在個性和思想如此地像,但金星的參與商也告訴我們,那就是屬於一個人、永不相見的維納斯。

「美術館是平的」之後將以一個人的維納斯方式繼續進行。

也願妳的維納斯同樣守護著美好。




未竟的策展論述(3)︰ 雪紅 (Blood in the Snow)

文︰吳牧青

(初版構想)


謝雪紅(b.1901-1970),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創始黨員,二二八事件台中「二七部隊」反抗領導人,戰後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參與創建「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擔任主席,晚年則在文化大革命的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1970年被迫害而死。1980年代中共為其做出了部份的平反,追認其貢獻。

2000年台灣的公視紀錄片《世紀女性,台灣第一》系列《台灣第一位女革命家:謝雪紅》對她的評價為︰

「謝雪紅的出身決定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仰,加上日本對台灣之暴虐殖民,身為女性的她,深感於父權與殖民者之雙重迫害。第一次中國之行,開展眼界,置身中國最動盪的時代,革命情懷大受激勵。莫斯科大學造就她成為真正的共產黨員,憑著天生的領導才能,成立台共。武裝部隊與國軍部隊抗爭,顯現其非凡的氣魄,在在不讓鬚眉,足為女性爭自由的典範。下半生長住中國大陸地區,但仍心念家鄉,爭取台灣人民之權益。」

在謝雪紅於中國共產黨的台灣幹部領導階級轉為反右運動批鬥中的那一年,1958。台灣知名企業人士王永慶與二房么女誕生,名為王雪紅。(b.1958-)王永慶曾私下表示,自己早年非常欣賞謝雪紅,因此而為自己女兒命名。實際上,謝雪紅非其出生之原名,她是生於彰化的客家籍童養媳,本名謝阿女,在受西式教育、接受革命訓練後,以戰士在雪地上鮮血的象徵改名為「雪紅」()

王雪紅則在台灣這頭首富等級的台塑企業集團的庇蔭下,先後成立了威盛電子和宏達電子公司擔任董事長,兩家上市公司先後登上了台灣證券市場的「股王」寶座,王雪紅也因為近年智慧型手機品牌hTC的成功,在2011年成為「台灣第一位女性首富」。她的影響力在近年與日俱增,2012年台灣大選前夕,王雪紅開記者會表態支持國民黨提出的「九二共識」論點,成為影響選舉結果的重大事件之一。

另外在王氏企業家族,這個被視為經營之神讓台灣走向絕對的工廠致富之線的王家裡,不單單是雪紅這個一名字與二戰時期台灣歷史命運的變化有所牽繫,王雪紅的二姊夫—亦是大眾電腦總經理簡明仁,他正是自日治時期起以至於二二八事變起義之間最重要的農民運動領袖之子(台灣農村組合的簡吉),他父親簡吉作為謝雪紅在台灣共產黨組軍時最重要的幹部與盟友,在二二八之後和謝雪紅分地起義造反,然而簡吉不幸被捕,四年後,時序進入國民黨政府偏安至台灣時期,在台北馬場町(今青年公園外側河濱)被槍決。簡明仁自幼無法認識自己的父親真正的面貌與事業,家人噤聲莫敢多言,直至簡明仁留美認識王雪紅二姐王雪齡再返台成為企業家之後,藉由政治風氣開放後的環境,再憑藉著社經地位而成的努力,他逐漸認識自己父親的樣貌。或許他也會有那麼一絲驚異︰如今他又與另一個名為「雪紅」的女人在企業傢族裡一同併肩作戰,只是為的理念是那麼地不同。

以歷史人物為命名的習性是一種重要習俗,此展出計劃無意以「純粹的」唯名論看待這兩位同名為雪紅的現代人物,兩位身平相距半百,卻極能表述出百年來台灣歷史版圖和政治意識的變遷。

如果說,謝雪紅在一個世紀前,用基進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共產主義前進了中國,王雪紅在一個世紀後,則運用了當代全球化企業的新自由主義前進了也轉向傾倒於資本社會的中國。年輕的王永慶傾慕俠義性格的謝雪紅,他日後成為台灣最大的幾間企業集團、人人口中的「經營之神」,以雪紅為名的女兒,成為21世紀兩岸華人政治經濟社會中最動見觀瞻的人物。

兩姓氏不禁讓我想起唐代詩人劉禹錫《烏衣巷》中的︰「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封建社會的改朝換代,在歷史中的洪流,又何曾有人用更大的跨徑重新看待歷史呢?

本展覽概念預計請兩岸當代藝術家就這樣的觀點,提出可能的作品計劃,並蒐羅其各種正、反、迴避或無回應的答覆,希望台灣這個難以在看見雪中血痕的土地,在這個命題下能洞見一絲迥異於史學家或政治認同包袱下的新藝術轉譯視野。

參考註記︰

(1)
謝雪紅在《我的半生記》中如此說道:「看了革命戰士們的鮮血灑在滿地的雪上,我知道這就是革命,革命就必定要流血,要革命就會有人犧牲。看那灑在雪上的戰士鮮紅的血,對這個印象我決意不要忘記它,於是,我就決意把”雪紅”兩個自作為自己的名字,又到青島一家印刻店刻一枚”謝氏雪紅”的私章。」

(2)
台灣史評家陳芳明所著《謝雪紅評傳》對謝氏的評價︰「她同時承受了男性沙文主義、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以及中華沙文主義的壓迫。」「謝雪紅雖然是由上海出發,但她並不隸屬於中共。當時的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但因沒有共產黨組織,她也不隸屬於日本共產黨。因此,可以推測的是,她的赴俄任務顯然是為了解決在台灣成立共產黨組織的問題。」「謝雪紅雖然是由上海出發,但她並不隸屬於中共。當時的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但因沒有共產黨組織,她也不隸屬於日本共產黨。因此,可以推測的是,她的赴俄任務顯然是為了解決在台灣成立共產黨組織的問題。」「在台灣時,她只知道自己的痛苦;到日本後,她了解台灣的痛苦;到上海後,她進一步了解中國的痛苦;直到進入莫斯科後,她更深入了解全世界的痛苦。有這樣的世界觀,她才能夠掌握台灣解放運動的發展重心。經過這場洗禮,一位女性的台灣革命者終告誕生。」


誠然如此,猶如過往「陳芳明vs.陳映真」的論戰路線,這樣的解讀在不同出發點的視野所給予的評價分析,仍是不盡相同的,我們應該有更多辯證的空間與想像力的置入,重新理解詮釋歷史的方法。

未竟的策展論述(2)︰禁忌.大後方 (Rear Area of Taboo)

禁忌.大後方 (Rear Area of Taboo)

文 : 吳牧青

(初版構想)

A)以城市區位的地緣探索為起點

林森北路街區在台北一般市民的理解裡,是八大行業林立的酒店區,然而,它背後的歷史因素,交錯在日治時代遺物的條通地區、二戰戰後美軍基地所形成的晴光雙城酒吧區之間,與戒嚴時期政府對於台北都區的區位政策,都有決定性的影響。

20世紀的冷戰時期,政要、外交官禮車、駐軍往來中山北路形成被賦予的「國家容貌」門面,日式酒店、美式酒吧與後期興起的台式酒店,則綿延了近三公里繁華的林森北路街景,即便台北城區經過19801990年代的多次擴張而將版圖東拓,但至今林森北路街區仍是不夜城,外來人口居住及流動率最高的區域至今,2012年的一項統計資料顯示,中山區聚盛里甚至是全國以里為單位計量之下人均可支配消費所得*最高的里。

若將中山北路視為中山區的門面,林森北路則是這區的下城(downtown),新生北路則闢建了台北市區第一條南北向快速道路,新生北路有著數十棟見證城區內人口快速流動的套房大廈,宛若這裡的上城(uptown)。狹長而自成一區的此地,在街廓的東西間距不到一公里的距離,具體而微隱喻了台北城住商混居卻仍「低限符合」都市學發展邏輯。

*消費者信心之2012年台灣地區城市消費力指數

B)被歷史遺忘的「林森」

「林森」不光是台北市的一條路,或是,台灣的許多條路**

林森是二戰期間遷都「大後方」重慶的國民政府主席,也是同盟會時期即入黨的中國國民黨元老,迥異於蔣介石鷹派的軍政作風,出身文人的他,掌政作風較為傾向無為而治的作風,因此即便執掌長達12年間的國民政府主席(1931-1943),也並無掌握實權(時任掌權者仍為蔣委員長)。

林森雖然在1943年因車禍過世,因而無緣目睹二戰的結束,於是當然也未隨國民政府在國共內戰後遷徙至台灣。然而,林森在青年時期曾在台灣日治時代接受西式教育以及在台北電信局工作,期間長達數年,林森在台受啟蒙而於日後加入同盟會革命黨,則少有人知這一層「林森在台灣」的關係。
以人名命名的道路,林森路在台灣僅次於中正路及中山路,甚至高過於為紀念鄭成功而命名的成功路,但台灣多數人並不知道林森是誰,而且隨著時代久遠與日俱減。

2012年上海雙年展的特別項目「中山公園計劃」,指陳的是兩岸皆有許多「中山公園」,也反映了孫中山作為中國與台灣之間的「唯一(尊奉的)共主」。但經過這次的策展發想及局部研究後,發現林森因為在對日抗戰期間,其人對共產黨的態度較為偏向張學良,主張抗日優先於攘內,所以雖然日後因中國文革而被掘陵破壞,但經過毛澤東時代後,中國共產黨重新將林森置於推崇的地位,中國至今甚至有專責的「林森研究學會」,出版數本史評傳記。林森,無疑形成兩岸迄金「最後共主」,這迥異於多數人所知的「孫中山作為兩岸共主」之印象。

有趣的是,翻開台北市地圖,代表國容門面的中山南北路與林森南北路,正好併肩從中正紀念堂縱貫到圓山地區,其間交織的街區,包含中央政府的行政、立法、監察院,五星級飯店、八大行業、數家老字號的上市企業、飄揚萬國旗的晴光商圈。

**在台灣,有35個地方以林森為路(街)名。


C)「大後方」的另一種理解

大後方所指的即是戰爭時期為支援前線的作戰,在相對戰線的後方區域,建立一個後勤與補給指揮的地理基地。林森作為主政二次大戰於重慶的「大後方」時期國民政府主席,在這個以城市背景色彩之策劃發想過程,給予我多重的聯想︰

如果林森代表一種「大後方」精神,對應在台北城區的理解可以是什麼面貌?
林森北路由南至北,分別象徵日治時代、後冷戰時期、美軍駐台時代的大後方。
娛樂場所作為「大後方」的一種轉化,無戰事的年代,日間工作作為『前線』,夜間娛樂作為『大後方』。
以歷史人物的理解,林森隱藏於人物列傳的「大後方」,還有什麼樣的人物隱沒於大後方?
為了禁忌的可能,相對於生活常規的前線(兵家大忌)而出現了大後方的需要。
迥異於易在名詞上混淆的「安全區」(戰區協定止戰的收容地帶),大後方不僅僅容置安全地帶,大後方即是大後方。


D)禁忌的可能

「禁忌」隨著法治社會的嚴密化,從過去社會的風俗禁忌為主,漸轉換成高比例的「禁令」作為常民的理解。這不代表「禁忌」即為「禁令」,禁令之所以由來當然包含許多禁忌的緣故,但或許我們更應該重新檢視禁忌背後所代表的「被呼籲最好不要、儘量不要、請勿、禁止……否則…」之下的「潛在慾望」或「行為」。

大後方與禁忌的交錯關係,或許能提供另一種理解的視野,在常規或民情之外,如果林森街區是一種大後方,從大後方出發,討論禁忌文化,文化中的禁忌,社會上的禁忌,與歷史的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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