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收錄於《典藏．今藝術》2012年4月號（235期），頁115-117。
文︱吳牧青
民國一百年的都市轉型與文化議題，除了各地風暴四起的都市更新，即是在年末引燃的師大商圈住商對立事件。去年10月初，由北市府商業處舉辦的「台北市優質商圈選拔評鑑」方纔公布人氣獎由師大商圈獲得；同月底，師大商圈三里（龍泉、古風、古莊）居民則發起公聽會，要求市府取締侵犯住民生活的非法店家；經過近兩個月的居民代表與市府溝通未果後，年底居民組成自救會，以《都市計畫法》、《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向市府施壓，今年1月起陸續有店家收到罰單及限期勒令停業通知，由於牽涉數量甚廣，即演變成為一場大規模的都市爭議事件，店家也在2月發起「守護師大商圈聯盟」串連，綁起了黃絲帶、熄燈點仙女棒，展開對峙。
無論您同不同意「師大商圈」或「師大夜市」這樣的通稱， 這區域近年三年來店家及攤商的倍數成長，所釀成的店家與住民之爭端，誠然已非單一個案可獨立討論，它具體地將台灣特殊的住商混合式街區巷弄型態，以一宗受創的私人空間對上城市公共性的壓迫搬上輿論的論辯桌。然而，師大區域的爭論除了在住民權與經營權的對立之外，也直指了整個都市史觀的遺忘、地產結構的利益衝突、新貧世代的階級問題，以及文化政策下的形塑失敗。
不斷整型失敗的遺忘史
觀看近一季來上百篇的文章論述，無分鴻儒或白丁，筆者深刻地驚覺到，曾幾何時，談論區域的史觀可以淺薄至十年以內，甚至超過五年以上的史實即錯誤百出，任由「南村落」或「康青龍」等城市行銷的名詞為濫觴將錯就錯地誤述歷史。舉例而言，師大商圈的店家和區域確實在近四年內膨脹了兩倍，但並非只存在於一條龍泉街或三條巷內的「商一特」街廓，夜市之名也非在「師大商圈發展促進協會」的推波下才聞名於世。師大公園現址在二戰期間是「疎開空地帶」（city evacuation zone，註1），如同大稻埕圓環一帶在國民政府播遷後的惰性規劃的發展下，由民間攤商聚集成市集街區，在1977年師大路誕生之前，師大路即為原來的龍泉街夜市（註2）。台北人早已遺忘這裡有著和寶藏巖一般的戰後違建文化，師大路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進行了第一次的都市整型，師大校區旁出現了一條側式林蔭大道，原有的攤商依夜間市場和早市的屬性之分，往龍泉街的頭尾兩端聚集，後者為龍泉市場，前者則因依附在師大校區旁而被區域居民稱為師大夜市，然而在師大路新建完成初期，綠地旁仍佈滿攤商。1997年，被五條巷道切割的師大路林蔭綠地被都發局定名為「師大藝術公園」，2006年公園轉由民政局規劃，強調社區環境改造而易名「師大公園」至今。至於當前被指為過度發展的師大商圈，除了「商一特」在1984年被市府劃定至今，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則早已於「商一特」區域外發展出各式各樣的商店，以餐飲居多。無論市府、居民、新店家、學者，在談論師大商圈高度膨脹前，其實不該抹除這段歷史，1990年代興起的個性咖啡店、live音樂酒吧、同志商店、民俗染布坊，往往也都生存在「商一特」以外的巷道旁。
如果要論都市規劃史觀，最大的斷裂恐怕就是在於政府的惰性規劃——帶頭默許違法，繼之面臨壓立後的被動規劃、跟風式的文化行銷，在幾次搖擺中摧毀城市歷史，以舊經驗規劃未來藍圖，以利害權謀決定都會走向。
都市佃農與新貧階級的戰爭
若單就住戶、商家、房東、政府四者的角色分析，其實都仍過度簡化了都市轉型的衝突和矛盾。師大地區有眾多持有產權的住戶，卻也是在大安區內僅次於六張犁地區的外來人口租屋者的密集地帶，在六張犁，無論是商業區或住宅區都不若師大一帶的昂貴，然而在地產商將青田街、溫州街炒作成每坪70萬起跳的高檔住宅區之時，師大街區的住宅區面臨外來人口的寄居和叫賣市集業者大量進駐下飆高一樓店租的拉扯，這是一樓房東與樓上住戶的爭端，也是都會人口階級差距漸行漸遠的顯現。店家中固然存在為數者眾的投機客、坐擁多店月收數百萬等級的貪婪廠商，但也有更多在經濟系統失調下的失業青年，轉戰小攤位及畸零小攤位。他們，是這城市的小佃農，在大房東、二房東甚至三房東的炒作以及層層剝屑中生存，遭到大量開單取締最多的也就是這群都市佃農。
「何不去合法區域開店做生意？」這句話在台北幾乎形同於「何不食肉靡？」，中心商業區（C.B.D.）如信義區是階級城市的最高門檻，幾大鬧區如東區、西門町、士林等地的發展至多持平，卻無法支撐這新貧（new poor）世代無數的「雞排英雄」們的活路。其他住商混合區的臨路地帶，不是只開得起銀行或精品店的豪宅商辦大道，便是有行無市的頹圮店面，而後者，往往直接轉型為高檔住宅大廈，這城市有象徵的繁華，卻也有越來越多游牧工作人口爭食少數高度發展的青年消費零售區。投資客、房東的希望無非是在暴利、貪慾和嫉妒中謀求利益極大化；有產住戶有著正當合理的權力要求他們的居住品質，無可厚非，但也隱藏不平衡的利益心理；舊時的特色店家除非擁抱多數大眾，否則另闢他方或退出市場；新貧族則在利益衝突的對壘下，成為脆弱的謀生人球。
慘敗的文化塑身及警醒
時代使然，作為戒嚴時期國內最高藝術學院資源的師大地區，因國共對峙與冷戰時代對「為藝術而藝術」的鼓吹，師大的藝術養份和交流往往只存在於學院內、公園的公共雕塑、或和平東路上的成排美術用品街上。戒嚴後的另類文化如百花齊放在師大巷弄展開，部份景物依舊在，但兩相對照下格外使人玩味，像是︰水準書店依舊在，但較齊全的政大書城換成了星巴克咖啡；台北酒吧教父凌威的JR. Cafe仍在，但他的店不再有創作音樂、不再孕育求知若渴的好DJ；幾間藝文味濃厚的咖啡酒館，從巫雲、布拉格、極簡、多鬆，先後在近年退出師大地帶或勉持在近期居民抗爭下的社區邊緣。這裡有著更多餐點風味的選擇，純輕食飲料的個性店便難以再持榮景，如今，師大一帶的咖啡店雖然仍是台北藝文類DM資訊最密集的區域，但僅有地下社會、舊香居、睡不著等店如今跟藝文活動有較直接的關聯。諷刺的是，在2007年起在美食品味專家及市府聯合以「南村落」或「康青龍」城市行銷鼓吹之下，師大商圈注入大量的服飾店和餐廳，時任此案重要智囊的學者劉維公，如今接下台北市文化局長，自然引起居民和商家兩方的質疑，並要求說明市府近年來以他發展的論述核心「巷弄美學」、「巷弄文化」為何物，然而他3月中接受網路媒體專訪以「商圈本來就不等於巷弄文化」與「文化局所主張的巷弄文化，談的是生活價值觀、態度、品質。」間接否認了文化政策的謬誤性。
回顧過去三年多下來，「康青龍」的城市行銷口號非但未能複製2005年由公館一帶獨立書店發起的「溫羅汀聯盟」，師大周遭社區培力的模式在於「觀光」而非「文化」，而「溫羅汀」成員清一色由獨立書店、非政府組織（NGO）、音樂展演空間、與藝文界互動熱絡的小店，「康青龍」則為貪圖行銷與串連商圈（意圖使遊客從東門站逛到公館），完全倒向「美食街」的取向，若近三年來看過市府各局處關於「康青龍」的廣編文件便可清楚看見，市府便宜形式地將餐飲店家做為「巷弄美學」最核心的宣傳渠道，完全是不爭的事實。無怪乎如今旅英的塗鴉藝術家Bbrother在日前部落格寫下「師大路是台北市最後的毒品……這裡沒有未來，這裡只有小吃與啤酒和牛魔王，這裡不是南村落，村落生產，但這裡什麼也沒有生產，而是有創意商品、研磨咖啡機、二手書的垃圾坑洞。」（註3）
師大路到底是不是台北的最後毒品，我不確定，但是，從文化塑身失敗後的師大商圈，文化局意圖以紀錄片、展覽、設計人為社區提供出路與解套，這地帶將再成為台北市忙於奔走巨型會展（mega exhibition）有如「世界設計之都」項下政績的另一道作品，藝文濃度隨著「康青龍」的襲來稀釋殆盡，藝術文化在此將再為政治服務重返，形同市府茫然尋求靈藥的百憂解。
注釋
1 二次大戰時期，日本殖民政府為了因應美軍轟炸的防空因素，強行在聚落區塊間線性拆除房舍或地上物，用以區隔日式木造建築群，類似防火巷概念。
2 洪致文，二戰時期臺北市之疎開空地帶對戰後城市街道發展的影響，台灣文獻季刊，第62卷第1期，2011年，頁233-258。
3 出處︰Bbrother部落格文章＜師大路是台北市的最後毒品＞ http:// http://bbrother.tw/2012/01/02/，2012年1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