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體所限: 2012/7/22

文 │ 吳牧青

24年前，行為藝術家李銘盛在台北市立美術館大廳內理直氣壯地拉下一坨糞便，用著解放白淨藝術聖殿的象徵物—常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大便，嘲諷當時甫於館內開幕的「達達的世界」展覽，進而向真正的達達主義致敬。在他迅雷不及掩耳的排泄後，很快地就被館內警察帶開，當時正逢台灣解除半世紀之長的戒嚴年代後的隔年，藝術家可以用身體的解放，復以形而下的腐臭唯物觀點，寫入台灣現當代美術史。

李銘盛的那坨屎，很快而輕易地被館方掃除，好比美術館這座聖殿也可以輕易地使用清潔與漂白，唯物地回應基進藝術家。23年之後，這一切的聖潔看似維持得理所當然，一位藝術雜誌的記者在得知館內人員的「告解」後，-針對北美館特展弊案的行動「美術館是平的」便由此而起。諷刺的是，事隔23年，這一坨惡臭的糞便是無法形而下輕易辨識的，這一坨糞便是由官僚排泄的，官僚人員曾幾何時已經成為館內神職人員「法理中」的上帝，這股再也無法忍受的惡臭，讓神職人員向記者吐露。

此時的記者，反而成為接受神父告解的角色，因為這位排泄糞便的上帝真實的統治他們，祂原來僅是一任主教，卻遠遠超乎被賦予的權力，成了上帝。這座聖殿的聖經，再也不是藝術專業與藝術良心，而是法律與權力，但法律是為上帝量身打造的。如此的書寫不代表我們認同「美術館作為一種藝術神聖殿堂」的意義，而是當一件迫切的崩壞事實出現在你眼前時，你會怎麼做？

許多人問我們，「美術館是平的」第二場行動為什麼要用「告解室／告密恐怖箱」的形式和名字？有一部份即如上所述，另一部份我們更好奇，從頭到尾「告解」或「告密」的主體都不是我們。

當我們發起「美術館是平的」行動時，其實是一種「代理」行為，也是許多藝術家不願參入的扒糞行為，我們為聖殿的神職人員扒糞，隨之也受到當初告解的神職人員不得不然的拋棄，留下聖殿前扒糞的我們，宛若我們成為真正的告解者、告密者，留下一群願意支持我們行動的藝文界友人，我們與美術館成了交相替換的主／客體、難以辨認的複雜關係。

隨著形而下的弊案新聞事件，從權力神話般的局長下台、美術館特展審查機制出爐、當代藝術展比例增加、藝術專業領域的黃海鳴接任懸缺一年的正式館長，藝文界大多覺得相安無事了，美術館再度回到原來該有的面貌了，而惡臭呢？那坨根本談不上藝術形式辯論意義的屎，我們還在挖著。

我們固然十分敬佩欣賞脫糞者超然展開的達達式行為藝術，但扒糞者面臨「無藝術評價」和「無社會運動評價」的我們，這一切又算什麼？我很好奇這種乾溼分離、自動除味的藝術生態，是不是代表我們還是別太雞婆，反正大夥兒要的只是一個當代芳香的聖殿原型？藝術的政治性和政治藝術都有絕對的超然性可以討論，但這一樁，算了吧，你們還是叫我們扒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