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覺媒體╱策展╱評論書寫之批判——讀╱看╱想吳牧青的策展操作「複眼：台北圖宰場」 撰文╱黃海鳴

（本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第449期，2012年10月，頁232-235）

《評藝廣場》

視覺媒體╱策展╱評論書寫之批判——讀╱看╱想吳牧青的策展操作「複眼：台北圖宰場」

撰文╱黃海鳴．圖版提供╱吳牧青

　吳牧青說：「視覺的權力很重要。⋯⋯人似乎很恨自己怎麼會沒看到，最好能夠拍下來，錄下來。」但在最後「發現『看見的權力』似乎可以有不太一樣的認知。」他的合作夥伴孫懿柔說：「就同一個場景或畫面而言，藝術家的鏡頭（或說眼睛）可以『看到』更多『看到』的東西。對藝術家而言，那些『之外』的表達其實本來就包含在『之內』裡頭，要做的就是試圖去讓他現形、被看見，或只是一個現形的過程⋯⋯低畫質的攝影器材也可以表達很好的作品。」我覺得《複眼：台北圖宰場》的這兩段本質地相互交叉解釋的文字是相當有助於理解其他部分的重要鑰匙。  

●前言 　

「複眼：台北圖宰場」專題策展，為國藝會100年度由鳳甲美術館執行的培力專案中的三個策展補助案之一。這是一個專門培養年輕策展人的補助專案，因此策展面的創意突破，或是讓「看不見」的東西「被看見」的創意，就更得被檢驗。從活動開始之後的所有過程，甚至之前的過程，都會受到檢驗，因為策展是一個非常整體的過程。 　

參展藝術家包括牛俊強、林奕維、林艷立、孫懿柔、張允菡、黃文琳、黃民安、謝曉昀、羅仕東。策展人為吳牧青，《複眼：台北圖宰場》專輯圖錄的編輯、撰稿、翻譯、校閱、發行亦為吳牧青。策展人一短一長的論述並沒有對參展作品做什麼詮釋，相當詳細的作品敘述由藝術家提供，篇幅更大由策展人與藝術家對話的逐字稿，提供了藝術家創作的各種相關問題的相當細節的補充。 　

策展人本身有多重角色：藝術家、藝術評論、文化評論、藝術雜誌編輯、獨立策展人、音樂表演策畫人、社會運動發起人，他有機會處在不同的權力機制的相對上端及相對下端中生活，也許正是這種特殊的多重位置，讓這個策展更有被研究的價值。

●策展動機：媒體或策展的突圍 　

「現今的科技媒體消費產品橫溢在都市生活中，成為一種無法逃避的『視覺主宰力量』，舉凡從無所不在的監視器、外拍妹相簿、人車一台的行車紀錄器、任何表演現場觀眾手上的錄影手機海、社群相簿⋯⋯，甚至，人們有時視它為第三隻眼睛，甚至高過於自己雙眼的信賴⋯⋯目前的電視新聞來源，超過三分之一來自上述宰制的媒介為題材，即便各家媒體具有大型採訪團隊與高資本密集的轉播設備，亦是如此。於是，這似乎是當代所有錄像藝術及攝影媒材等新媒體創作者的共同挑戰，甚至它已滲透至所有進入後工業社會的平民國度⋯⋯。如果媒體世界中的公民對視覺和感官的媒介已經轉變至此，那麼當代藝術能作的突（圖）圍又是什麼？」 　

策展人將「圖圍」和「突圍」並置，顯然對愈來愈娛樂化、觀光化及民主化的高科技個人媒體愛恨交加。透過寫意的社區行動書寫者威爾森一段平凡無奇的文字：「拿起相機隨意拍照，把大自然頑強的一面轉化為熟悉而且親近，可以讓我們握在手裡或存在記憶裡。相機以這種方式讓我們能對自己文化的視覺環境有了幾分掌握。」把策展人針對新個人媒體的矛盾情結表達得非常清楚，卻也道出某種影像年代草根基進書寫的可能性，在這樣的思考下，影像工具又成為社會某個層次的主體化和去差異化。如果日常生活場景內容被一種流行的娛樂化、觀光化的方式大量且快速擷取，並吸納為個人潛意識記憶，那麼「假主體化」及「真去差異化」就會是嚴重的「個人媒體時代」的災難。 　

最後，在標題中提到「複眼」到底想說什麼？它是差異主體的複眼？還是去差異主體的複眼？它是差異的主體的視野的拼貼比對？還是無所不在的非人性監視器的視野拼貼疊合？這個策展似乎要問：在這個時代，藝術創作、策展、評論還做什麼？而「複眼」顯然是極為關鍵的觀念及操作。

 ●個別作品的觀賞與交叉閱讀 　

牛俊強原先要透過實際的影像操作來完成有關「消解與恆久」的〈cover計畫〉，經過一再更改，最後以空白「展牆」來呈現。在這作品中，「永恆性」不是來自展出的那一刻，而是之前所有累積以及豐富的當下性。這個當下性其實是一個和整個「跨越終結」的企圖有關，和從開始就一直延續到終結的整個過程有關。在過程中，他一直製造一個抵抗來抗拒終結的發生，就在這過程中被製造出一種永恆的意義。也就是讓「看不見的時間過程」在似乎空白的對象物中被看見。 　

林奕維的〈共遊計劃〉在像水墨的捲軸上拼貼文字影像。相片是透過觀光旅遊中，不帶相機、請別的遊客幫忙拍照、進一步攀談、互留連絡方式、要求事後將相片寄回給他的整個過程而獲得的。文字是藝術家之後在每張相片下所寫下的。這些文字是各種有感又具擴散性的拼貼，有些部分缺漏、有些地方看不清楚，畫面的拼貼影像也遮掉某部分文字。共遊經驗充滿各種虛構、想像、不連貫、缺漏，它對於宰制影像媒體的依賴性被降到最低，但是在批判的繁複操作過程中，往不可能的與陌生人的「共遊」的目標逐漸邁進。

 　

林艷立寫道：「走在路上，到處充斥的影像，讓我覺得視覺感官已被限制在快速傳播的流動所構成的無所不在的牢籠中。」在展場角落發現一個箱子及上面的小窺伺孔、接著充滿好奇地往裡面看、以及自以為可以用主體身分獨享我們的獵物對象時，卻突然發現裡面只有用影像拼貼的幾個字：「我再也不能忍受了」。這是林艷立的〈視覺感官的影像牢籠〉。即使想在沒有旁人在的地方，也只能用去身體不具行動力的方式，傳達微弱的「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沒有任何人在旁監督，但我們總在電腦螢幕前無力地一再忍受影像的宰制。 　

孫懿柔的〈卍眼睛〉是一幅城市地景的地圖。因為從高處照下來，而同時能夠看到右邊的企業大樓，以及左邊在鐵皮圍牆裡荒涼的巨大工地。從畫面細節及製作的方式來看就更有意義，此作品構思源頭來自藝術家左右兩邊眼球能夠自主控制分合的漂移狀態。因為特殊的經驗產生了城市景觀總是由許多複眼微視野拼貼聯想。那是以非一般視線位置，或以非人類的視角，對世界施行無聲卻尖銳的凝視。這件作品讓人聯想到城市的問題總會被掩飾，或城市總是被毫無同理心的機械監視眼睛所宰制。如果眼睛的背後有一種宗教信仰，那麼外面的世界會被同一種觀點來理解，如果你對於單一宗教有些許懷疑，世界應該是另一種圖象。

 　

張允菡〈整型計劃〉中，一位依據維納斯石膏雕像模型翻製的台灣女子（其實就是維納斯的胸像），向台灣美容醫師詢問有關美容手術的問題，旁邊螢幕呈現的是助手將維納斯鼻子削低並磨平的過程。醫生說了不少大道理，特別是對於「自然美」觀念的辨證：人有「自然」的基因病變，那麼要不要改變這「自然災難」。「自然」也可理解為和別人大致相同，因此不會招致別人異樣的眼光的壓迫，那麼這種「自然」不就是一種「從眾」的心理。從旁邊助理的動作來看，以西方古代標準塑造的美女人形象正在往另一種東西混合的新美學標準改變。這是某些媒體明星典範的無限媒體效應的結果，還是社會逐漸轉向在地性以及個人身體美學自主的進步選擇？ 　

相對於神話時代，當代人的意識是離散的、無意義的、無歸屬的和無聊的⋯⋯。在後工業文明中，試圖攀附新的價值或意義，也許是偶像、科技產品、精緻品牌或是包裝過的政治人物、流行文化，來填補先前時代宗教或神話所替代的任務空缺。作者是一個塔羅師，每週會有三到四個整天的塔羅師算命時間。因此能從顧客的問題歸納出會被密集問到或聊到的東西，像是什麼是他們要得到的東西，問題乍看形形色色，但總是可以化約到一些很基本的焦慮。黃文琳〈命運交織的台北〉運用了和社會中到處充斥的精神導師的形象有關的象徵人物符號相爭，相對於那些角色人物的背景則是那些既熟悉又疏離的城市空間。這件作品相當貼切的反映台北大都會小人物的陰沉的日常生活空間以及焦慮不安甚至不堪的集體心理狀態。 　

黃民安是一位粗壯赤膊的藝術家，在〈城市畫布〉中，他用鋼刷之類的工具在因青苔而變黑的牆面上，刷出一些傳統山水，以及在一些先前就留下的塗鴉文字上的帶有同志戀情趣味的水墨人物畫。觀看錄影時，剛開始簡直像是老粗工人或讓人害怕的社會邊緣人的反社會行為，但是愈看愈覺得內容形式均很細膩，並表現了某種文化懷舊及對人性的尊重。牆上圖案及文字無可避免的總有一部分已損毀而看不見，這是無從得知真正意涵的一種交融重疊以及干擾的傳達。談到城市塗鴉，大家馬上就會有相當類似的既定印象，它是由直接旅行經驗、報章雜誌、次文化服飾等不同管道，進入每一個人的記憶深層，但是這裡的塗鴉完全是一種逆轉的關心方向，與流行時尚奇觀異相無關，反而是城市底層經常被視而不見的普遍狀態。

 　
「本來光澄澄的事實，被大量的好奇、窺伺、打探、覷眼，或是更高明卑鄙的權力允許⋯⋯。於是，終究拋錨疲乏成猥瑣的廢棄物。不要再用『人性就是如此噢』這種簡易的話打發我⋯⋯複眼文化只會躲在背後竊笑我們的墮落與粗糙的靈魂。」藝術家謝曉昀充滿自省的創作論述文字，遠遠超出單獨一件繪畫作品所能承載的內涵，但是放在這整個展覽的脈絡中，卻很容易和其他的論述或作品內容交叉出一些頗有意思的當頭棒喝：我們是不是因為事情複雜而太早放棄對於事情真相的耐心，然後就用一句可以用在所有地方的托詞方式，輕鬆提供一個完全消極的「真實論斷」？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開村這一天，發放類似抗議頭巾給遊客，試著營造一種劇場式的抗爭行為，當觀眾頭上綁上布條，像是成為抗議的臨時演員，如同過去抗爭記憶裡的鬼魂重新回到這個特殊場域。既非╱也非地自現下看見過往的幻覺，一種不合時宜⋯⋯羅仕東將這個事件性、文件化的作品所記錄的動態影像，經過後製影像混合效果，處理成新的錄像創作，透過影像的質變、失落、重塑出都市間隙中的影像迷幻。」這是一段《複眼：台北圖宰場》裡的文字。我對寶藏巖有相當的參與，我可以稍微理解長時間駐村寶藏巖的羅仕東，他的〈海盜與靈魂〉試圖用對於整個寶藏巖的紛擾歷史影像的掌握來逼近一個不可能實現的更加紛紛擾擾的、位居社會底層、不是那麼光鮮亮麗，不是那麼斬釘截鐵的台北城市歷史的模擬再現。

●一些較整體的思考 　

這個展覽沒有什麼艱深的語言遊戲，它的難懂不是學術語言的賣弄，而是讓許多複雜的關係從不可見而被看見而變得複雜。它讓各種因素被允許進入視界，它讓許多通常在黑箱子裡的矛盾、混亂、有機的發展及相互影響過程被展現出來，也因此它是可以再被延伸的知識生產及社會改變的過程。藝術家、策展人、藝術評論的角色，在這過程中有被細緻處理。在展覽同時出現的《複眼：台北圖宰場》專輯圖錄，在這個策展中，承擔了一個傑出的功能，各位讀者也許花一些時間仔細閱讀，相對於策展人的多重角色，我覺得這是一個有相當自覺的整體策展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