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向時代，鏈結節點 — 從「幸福大廈」看陳界仁

刊登於2013年二月號香港雜誌《號外 city magazine》 ，p.117-p.119

指向時代，鏈結節點

—從「幸福大廈」看陳界仁

文︰吳牧青

2012年，除了作為名聞遐邇並再次訴諸消費的全球性想像的末日之說外，對台、港等地無疑則是面臨一波又一波的衝擊，台灣近六年來的各層面社會運動與不滿的發酵，隨著各級政府一再的醜聞事件、經濟資源財富分配的失衡、媒體托辣斯的壟斷、土地環境問題的加劇、社會福利政策的破展和教育商品化之崩壞、勞動權和公民權的多重退化等種種問題，不但懸而未決的積怨與日俱增，對底層社會以強凌弱的公案更如電視劇般接力上演。在社會經濟位置堪稱中性的誠品書店，在每年例行選出台灣十大議題的「文化十件事」，2011、2012的回顧展便各以「台灣人民動起來」及「走入議題，公眾發聲」為主題，即可知知識份子與藝文界抗議海潮之洶湧。

而2012年的最後一個晚上，藝文界卻有近三百位觀眾，擁入了位在台北近郊的樹林工業區一處荒涼地—藝術家陳界仁進行《幸福大廈》作品拍攝片場的倉庫內，四組噪音藝術／實驗音樂演出者的輪番上陣，最後陳界仁在蔟擁下點燃一張張被複誦合唱的歌詞，這場「拆除前夕—論壇與跨年聲音表演」儀式性的呈現才暫告一段落。

To art or not to art

- that is not the question.

陳界仁的生涯和大多數台灣藝術家養成背景可謂大異其趣，在中生代所謂的海歸派（由海外留學歸國）、學院派、草根派之外，他創作生涯也在青年時代的行為藝術和影像實驗後，在1987-1995年間進入抽離任何創作與發表的真空期，不是在家閑想，就是偶爾和弟弟出去擺攤。或許正是在台灣解嚴初期的前幾年的空缺與旁觀反思，醞釀了他近16年以來作品高峰期背後豐厚的批判性思想基底。自1996年復出後，重新思考「被攝影者的歷史」的《魂魄暴亂》系列，接續同樣的重新書寫攝影史概念，則在2002年發表走入動態影像的《凌遲考》。繼則，有關注勞動權及生存狀態的《加工廠》、《八德》、《路徑圖》，以及重新思考統治史和冷戰、後殖民關係的《軍法局》、《帝國邊界I》、《帝國邊界II—西方公司》。即使他近年受注目的程度，讓台灣藝術界無分學院圈、創作圈或策展圈都愈習於討論批判性的藝術生產，但不同於多數和社會或政治批判意識的政治波普（註）藝術家，陳界仁的作品著重的「文本現場」，無論是被塵封的高壓統治或帝國主義史實，或是底層勞工與邊緣角落難以被發聲的故事，以影像凝結重新發聲讓觀眾逼視，則是他與諸多政治藝術與社會介入式創作者較大的分野。

許多人總以陳界仁已然被評價的「藝術成就」所牽制。要不則是以其多年積累的藝壇聲譽（譬如台灣最多次獲邀國際雙年展的藝術家），補行各種「追封」的儀式，一如台灣官方頒贈的國家文藝獎；不然，則是試圖回到「作品內」及歷來作品之間的解構上，以一介如實的史評者或基進的批評者的姿態，再現這一層藝術金字塔的衛冕者與挑戰者的關係和行為。

或許，此刻我們需要稍事倒帶一番來看待陳界仁何以從「幸福大廈」這個設置於名為作品現場而策動的「拆除前夕」論壇，是所為何來？陳界仁的回答十分肯定︰「創造事件的張力與抗力」，而非將自己定義於「錄像藝術家」、「政治藝術」或「社區介入」，他強調的生產過程遠大於生產的關係，最主要的原因，即是台灣在地的社會現實絕非歐美的理解情境得以參透。於是，由2006年受利物浦雙年展策展人徐文瑞的委託製作作品《路徑圖》，即可為一例，他在利物浦的「現場」尋取創作題材了一段時日，最後仍回到台灣找高雄港碼頭工人進行一場象徵式的罷工，藉以回應利物浦碼頭罷工事件的連結。回到當前幸福大廈片場的「拆除前夕」，其實片場的「拆除」仍為一種虛構的真實，廠區不因為片場的卸除而真正被拆除，但片場的佈設的終結即宣告一種作品呈現的暫除，並且從台灣近期社會運動的大宗關鍵字「拆除」，尋得某些社群集結過程中的力量。

而緊臨在片場跨年聲音表演之前的「拆除前夕論壇」，由陳界仁與策展人鄭慧華主持，分別以三天各由學者龔卓軍、黃建宏與策展人高森信男主講，並綜合提問對談，每天皆由下午二時談論至近七時，平均每場參與人次也都在百餘人上下。熟知他一慣有著演說家風格的藝文界友人，都明瞭這是一種必然的「陳界仁式論壇」，在策展人定義多變的當代藝術界，實質主持策劃「拆除前夕論壇」的陳界仁，也正以一種「臨時社群」為號召的方式，從而改寫了某種策展人的定義。或許，作為用論壇來厚實並裝填藝文界的知識生產深度，已成多年來必然的範式甚至成為某些空虛的知識武裝，然而在台灣藝文界連年的對外征戰卻欠缺內在論辯的實質狀態下—如2012年底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爭議所再引爆的圈內資源爭食的矛盾情節，這種適時的內在梳理，的確有其必要。

打破道德主義和潔癖競賽

當去年11月台北市立美術館公佈今年威尼斯台灣館策展方案，三位參展藝術家有兩位是外國籍身份而引起藝術界的爭議，並衍生出「策展派 vs 藝術家派」、「國際派 vs 本土派」、「雙年展派 vs 市場派」等多重二元激化的爭端，其實是重新說明了台灣文化界對於過去累積的問題並未獲得真正的辯論與改變，在多場文化界人士參與甚至主導策劃的文化抵抗運動之後，浮現的情緒式議論恰好可以回應藝術文化工作者為何長年在官方治理政策下的缺乏主動反制發語權模式。

這樣的爭論，看在陳界仁的眼中，這十分可惜，他形容這是最常見的左派或進步勢力的消解，他進一步援引曾發表的講稿演說段落︰「泛左派要不就只能提一些籠統的道德主義或空想社會主義，但今天的現實是我們都生活在新自由主義的內部，甚至可以說新自由主義早已滲透進我們的想像、慾望和思維的內部裡，問題是—我們怎麼從今天現實走到那可能實現的未來，什麼是可實踐的階段性方案與行動策略？」「我們應當要分出今天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是什麼，以及如何在劣勢中爭取壯大的時間和空間，在爭取的過程中，能夠策略性的挪移發言方法，而不是一味地固守在政治正確的道德位置上。如今的泛左派或另類文化工作者，應該要避免落入一種小道德的姿態，尤其現實上，我們或多或少都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或國家的機制裡。」在台灣的2011年，也就是以中國國民黨建國紀元起算的「民國百年」，充斥著數個重大爭議與弊端的文化買辦事件，從而發起「文化元年基金會」，陳界仁亦參與其中為重要核心成員，在「文化元年」如此龐大且跨領域的意見領袖，在他的認知裡，這即是可行的階段性行動方案，而非短暫的利益同盟。就如此的檢視方法看來，「威尼斯台灣館事件」確實又暫且讓這過去兩年來藝文界的自覺運動稍微消耗緩滯下來，時隔不到一個月的時空，片廠內的「拆除前夕論壇」，格外有其重新集結討論並思索前進的路線意味。

《幸福大廈I》與過往陳界仁作品背景相較，可發現他試圖將文本敘事轉向更普遍社會性的原子化個體，而不僅是指向過往的戒嚴史或美軍殖民狀態，也放大視角到台灣「失落的新一代」離散般的個體之間。1980年後出生的世代，因為社會轉型加劇，年輕世代的高學歷低成就、派遣式的低薪工作，以及高房價負擔下的蝸居生活，陳界仁除了沿用他偏好的沉緩運鏡和灰階色調的佈景外，他則試圖通過參與演出與工作人員集體搭建場景，轉換為原子化之後可資互相協助的「臨時社群」。而他的期待不止是從片廠內集結到不可見的「片廠外」，也期望這樣的社群從而可以生產出另外一種能動性，於是一波一波地往外擴延。這一點，足以對應他在藝術界的號召力下，所設置的論壇式對話和影響力。

他十分清楚即便位處藝壇能見度堪稱顯著的自己，在台灣藝術界多半強調個體性而造成力量集結的限制，他自認力量有限地踏出一步並不足以改變全局，但也無意陷入道德主義的批判口水戰，諸如他的「臨時社群」被批評者指為再資本化的勞雇關係，他亦認為這是無益於進一步的實踐。他關心的是，在有如在地流放的生命處境中，若有一個「當下」形成一個時空結點而聚集了類似信念的人群，即便流動的社會讓人們在事過境遷，我們會各自往各自的方向走，或許下一次的節點未曾可知，但也提供了另一種不定時行動的想像。

「我們只要在一個節點有共識，就會在這裡集結。」陳界仁語氣堅定，再度強調認清主要矛盾的重要性。

而這話中透露出的，則是批評者若以陳界仁的論述想像為一種「批判性思想」的競賽座標，那麼結果鐵定讓人失望，因為批判若是為了突顯評論的銳利度，落入潔癖競賽的批評正巧會導入反動立場，提供更充足的強勢統治力量，變向鼓勵了棄權。

從生命經驗的「幽靈創作」

到「幽靈策略」突圍體制

陳界仁不大願意過度消費個體的故事，無論是各個作品參與演出者的自述或事件背景，於是在處理那些其實出自於真實生命經驗的第一人稱書寫，他很小心地處理這樣的素材，再將集結為複數的案例重新虛構。這樣的原則，一來出自於他認為社會早已不乏數量龐大的悲傷遭遇，二則是針對個體具象的敘事方法會喪失指向時代的隱喻，此外，也由於陳界仁親人之間曾有的遭遇使然。

「我覺得每一個人的生命經驗都會去折射出我們的時代。」他以母親流離的生長背景、不具任何書寫能力的底層平民為例，她習慣說任何事都從自己小時候的故事說起，於是那絮絮叨叨、縈繞在陳界仁的成長記憶中，卻隱形成為屬於她母親對這世界的生產，透過了陳界仁的身體和記憶，進而影響了他的創作路徑。因而，這令筆者恍悟到，陳界仁那種演說家式的健談，實出自於他生命中母性映照出的「話說重頭」，他之所以可以在殘延難辨的歷史痕跡裡發展出屬於自己的史觀，母親的影響猶如是創作的原初，近乎一種幽靈。也因此，陳界仁在2010年於台北市立美術館發表編年展「在帝國的邊界上」那段期間的任何演說，總是以一張他自幼家居臨近新店軍法局的周遭地圖開始說起，進而也可以解釋，他的作品《帝國邊界II—西方公司》（註）首度發表於北美館，那個「西方」除了作為美軍殖民的後遺標誌，也是他返鄉金門的溯源發現。

「帝國超出我們的想像」是另一句陳界仁很常說的用語，但往往不細聽他的論述，會誤以為他仍若一般老左派純粹厭惡美帝或憎恨資本主義，事實上，陳界仁近期不斷在思索更有效的策略，他甚至反省了泛左翼長期不若資本家的「瘋狂」，僅僅將固定的策略言說形成批判方法，實質則限制了行動的想像。換言之，他認為過度強調「邊緣」或「地下」，其實正好自絕了某種改造主流價值的可能，他更進一步的指出，與資本主義的鬥爭至少應採取動態的、無固定形態的「幽靈策略」。

身在台灣常有種益發命定般的哀嘆︰要不，加入黑（白）道而安穩於其羽翼，要不，就作個賭徒。似乎，在陳界仁「幽靈策略」般的倡議，無論你較崇仰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活在當下這一代，理當更需要有瘋狂的勇氣。

註  「西方公司」是冷戰時期美軍基地駐台北的機構之一，直屬於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用以作為訓練滲透工作的游擊隊基地。而陳界仁幾次順著父親留下的照片，多次在金門的游走經過，也在當地發現了一處地名，名為「西方」。